适用价值，则应当追求最大程度上实现价值，并在两个价值出现冲突时进行权衡。

(45)参见《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30条、《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第28条、《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28条、《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6条等。单项或单类特定失信与不特定惩戒的联结和不特定失信与不特定惩戒的联结就是较为典型的。

更早于2008年出现的提法是一处失信，寸步难行。例如，把乘坐飞机和G字头动车、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住宿、旅游度假等已经愈来愈多地成为普通人民生活之一部分的行动方式，都不分具体情境地一律归为高消费，并予以限制，超出了固定保全大额财产的本意，实际上转变成行动方便的限制，属于不当联结。这两种联结方式都涉及一系列目不暇接的跨事项、跨领域的联合限制措施，初看之下即可假定它们对特定失信行为与给定的惩戒措施之间是否存在事理上内在本质的关联缺乏足够的、审慎的关注。在解释论上，希冀本文能够为某个行为与失信的联结是否正当、某个失信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的联结是否正当的问题提供分析工具。社会信用体系规范文本把失信行为作为一端、惩戒措施作为另外一端，将它们联结起来，而失信与惩戒在两端的呈现却有特定和不特定之分，在此维度上可观察到不同的联结方式。

言外之意，国家目的应该体现在法规范之中。单项特定惩戒与不特定失信的联结意味着无论何种失信，只要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该惩戒措施就会施加身上，乍一眼看上去也有审慎不足的危险。虽然《宪法》《立法法》和其他相关规范为事中审查提供了依据，但总体而言比较笼统和抽象，在审查对象、主体、标准和程序等核心问题上缺少充分的指引或保障，不利于事中审查工作的有序开展。

它在行为方面表现为审查法律规范草案是否符合宪法，在结论方面表现为就草案的合宪性给出是或否的判断和说明，在后果方面则表现为草案是否提交审议、是否交付表决以及是否通过表决等形式。如韩大元教授指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之后，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已然明确，接下来应当尽快制定合宪性审查标准、内容、程序、责任与效力等方面的基本规则。1.三种类型的审查主体及其范围 第一，在规范上的审查主体层面，我国事中审查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此类主体的数量较多，有权决定审查对象能否生效的各类规范制定主体皆在此列。第二，作出授权的法律或决定允许下位阶规范进行立法变通，宪法是监督此类规范的最后依据。

其次，在明确审查主体时，有必要厘清参与规范制定工作的各类主体的角色及相互关系。其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下，制定专门针对事中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以此统一各系统的做法。

因此，提供更加具体、明确和系统的规范依据是推动事中审查迈向制度化的关键步骤。第三，在辅助性审查主体层面，《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军事立法工作条例》均规定了专家参与起草和审议法律规范的渠道。其次，合理安排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其他事实上的审查主体的关系。如前所述，为确保功能性标准的实效，草案说明和评估报告应当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具体到事中审查领域，对域外实践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制度建构规律的认识，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线索。第一，作出授权的法律或决定要求下位法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在审查下位法内容时需要以宪法为评价标准。德国联邦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就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提出建议。在审查顺序上，通常是事实问题在前而规范问题在后，因为只有在法律规范起草出来以后，讨论它是否符合特定规范才是有意义的。

再次，在设定审查标准时，有必要区分对事实问题的审查和对规范问题的审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有关方面都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看待立法工作，不要囿于自己那些所谓利益，更不要因此对立法工作形成干扰。

在均衡性原则层面，应当重点审查被选中的规范手段是否会对其他同样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或价值造成不利影响。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法律制定过程中的专业性审查主体，可以为法律的起草机构和其他审议机构提供帮助。

由于不同国家的宪法实践和价值取向各有特色，因此实质合宪性的审查标准不尽相同。针对事实问题的审查主要指向规范手段的有效性，可称之为功能性审查标准。如果发现双重标准的适用存在冲突，可以先与起草单位或其他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否则就应当提请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或者国家监察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查处理。二是自主立法意义上的不抵触，又可再分为两类。在上述过程中，专家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产生影响。在起草阶段，主要由起草机构进行功能性审查。

第三，如果草案不符合形式合宪性之程序标准，可以将草案退回违反程序的上游环节，建议相关机构予以补正。对于除此以外的其他法律草案，相关起草工作通常缺少稳定支持，在审议阶段仍需接受全面的功能性审查。

针对上述问题，较为稳妥的办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为合理配置立法资源提供更加明确的规范依据。三、法律规范事中合宪性审查的比较法考察 （一）域外国家事中审查制度的三种类型 从比较法上看，把合宪性要求落实到法律规范的起草和审议阶段，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进行事中审查是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

对此，笔者认为，比例原则可以作为实质合宪性的审查工具，但将其直接规定为一项宪法原则为时尚早。它们在起草阶段为综合性审查主体提供指导或帮助，在审议阶段与其他部门或专门委员会一起审查草案的合宪性并负责提出审查报告。

在地方层面，由于缺少统一指引，有可能衍生不同的标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合宪性审査的统一性，导致更深层次的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将更难实现。就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和军事法规而言，起草机构主要是国务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所属部门和中央军委相关部门。这里主要涉及军事法规和监察法规。针对规范问题的审查，一般从形式和实质两个维度展开，可称之为规范性审查标准。

其一为根据《立法法》第73条第1款第2项旨在调整地方性事务的法规。为确保专家参与的实效，可以要求专业性审查主体在向规范上的审查主体提交的审查报告中，说明采纳宪法专家顾问意见的具体情况。

对此无需另起炉灶，对既有相关制度进行改造即可。原则上所有规范都应当符合宪法，但为了维护规范体系的稳定性，应当穷尽合法性审查再进行合宪性审查在我国已经成为共识，而究竟哪些规范属于合宪性审查对象，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2022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也提出要完善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程序机制。首先，在程序维度上，《宪法》的要求已经通过《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军事立法工作条例》等得到具体化，所以事中审查基本是间接审查，相关规范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即可。

除此之外，《立法法》还规定了地方政府规章、军事规章和司法解释三种规范类型，对它们的审查在法律或法规层面即可完成。对此，就需要运用宪法予以补强。它是规范制定主体及相关参与机构行使权力的必然产物，只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随制定程序的结束而结束。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法律规范 规范制定权 事中审查 。

在理论界，针对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比例原则的现实，有不少学者论证它已经蕴含于相关宪法条款之中。对于源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年度立法计划的法律草案，其起草工作通常得到国务院部门乃至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支持，在审议阶段无需再进行全面的功能性审查，可以重点审查起草机构选择的审查方法是否合理、该方法所需的各项信息是否全面以及据此而进行的论证是否充分。

在正式提出审议报告之前，如果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双重审查标准的适用存在冲突，可以先与其他专门委员会沟通解决，否则就应当在审议报告中作出说明，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处理。原因在于，不是所有领域的规范都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来展现其成本和收益，而且域外实践表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在某些领域成本还非常高昂，有可能加重规范制定主体的负担。

作为比例原则的三项子原则，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原则的适用既涉及价值判断，也涉及事实判断。二、法律规范事中合宪性审查的性质界定 关于能否将事中审查界定为合宪性审查的类型之一，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